毛泽东诗词中的群众语言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谣谚语直接引用入诗

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简洁短语，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谚语流传在老百姓的口头上，有广泛的教育作用，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人心齐，泰山移”，等等。正如元代房皞《读杜诗》所云：“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谚语入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可以使诗词语言变得生动鲜活。

《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自注，“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武昌鱼”注释道，“据《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是化用。”“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既体现出长沙、武汉不同的风土人情，更表达了毛泽东从长沙前往武汉畅游长江的急迫心情。《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广贤文》中的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登山本是寻常之事，而“莫道君行早”却写得颇有气氛，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兴致很浓。《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谚语本身的表现力，而且与开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前后呼应。

如果说上述的引用属于照搬套用的话，那么在《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之中，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附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借用民谣“离天三尺三”成句，极为夸张地写出山势的高峻，又反用“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之句，用以形容红军非但没有低头下马，反而快马加鞭，飞腾而过。活用一句民谣，于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气概跃然纸上。

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略显古板，颇似呈送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 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也从不用深奥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神仙都是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作品时，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等人写的信中指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据梅白回忆，毛泽东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毛泽东认为古典诗词在诗体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要使古典诗词艺术之树常青，“一万年也打不倒”，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新诗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陈毅》中写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民歌来源于民间，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反映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语言应用生动活泼，凝练传神，多以人民群众的口语入歌，体现出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其实，新诗旧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单纯从形式上判断新旧。毛泽东诗词只是采用了旧体诗词的形式，但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感情、语汇则是与时俱进的。《杂言诗·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该诗以其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这首诗是毛泽东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一次积极探索。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