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指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奔赴苏南，到1939年底基本上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苏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日伪顽的重要基地，也是新四军向北向东发展的阵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成立初期，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

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又称“五四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苏北地区。”

根据毛泽东的“五四指示”，先遣支队出发不久，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即先后向苏南敌后挺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于5月初离歙县岩寺潜口，进入太平县甘棠，5月12日从太平出发，经茂林、南陵于6月4日进至高淳，8日在溧水新桥与先遣支队会师后，于12日进入溧阳竹箦桥，13日晚部队从天王寺越过溧（水）武（进）公路进入茅山。第一支队继续前进至宝堰，司令部设在宝堰前隍村。第一支队到达茅山后，第二支队也奉命于6月中旬分批从皖南东进，在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和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领下，挺进茅山地区，先后到达（南）京芜（湖）铁路以东，（南）京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溧水、高淳、芜湖，进驻宣城马家桥。6月21日，先遣支队完成使命，撤销建制，归建原支队，粟裕副司令员也回到第二支队司令部主持工作。8月25日，第二支队司令部移驻当涂塘南阁，张鼎丞也于当日到达司令部。

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眺长江、南濒太湖，宁沪铁路、宁杭公路、京杭大运河纵贯其间。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达，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雄踞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控制苏南主要交通线，威胁日军南京、镇江等地的战略据点。

1939年5月，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由陈毅、粟裕统一指挥。8月14日，叶挺报告国民党第3战区：“本军第一、第二两支队活动地区毗连，为便利作战发展及在战斗战役中取配合行动以收协助之效，故将二支队暂归一支队陈司令指挥。”第3战区17日复电“照准”。8月20日，项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并电示陈毅、粟裕：“成立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一、第二支队。”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宣布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指挥部辖第2团、第4团、新6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计1.4万余人。就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的第2天，新四军第2团、新6团、丹阳独立支队，在丹阳九里、贺甲村围歼从宝堰出动“扫荡”延陵的一路日军200余人，经连续30小时的激战，强攻全歼一股日军，毙日军168人（内官佐4人），俘日军3人，缴轻机枪6挺，这一胜利被江南人民广为传颂，称之为“延陵大捷”。当时上海等地的报纸曾以《伟大胜利在江南》等标题作了报道，振奋了苏南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使新四军的声威大震。

12月15日至19日，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坛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会议由东南局组织部部长曾山主持，陈毅代表东南局作政治报告，吴仲超代表苏南特委作工作报告，苏皖特委和苏北特委的代表也作了补充报告，大会选举吴仲超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大会宣布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14个县委（工委），及相应的抗日民主政府。这样使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的组织领导统一起来。至此，东起丹（阳）金（坛）公路，北至长江、西抵苏皖边界，南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南的10多块抗日游击区大体上连成一片，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建立。

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及毗连的浙江、安徽两省各一部分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开辟最早、坚持最久的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对夺取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东南局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各地党组织作为最基本的任务，在部队和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南地区的党建工作，由新四军部队派出民运工作队（组），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基层党组织。

1938年7月，东南分局派部分干部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随新四军第一支队在丹阳延陵一带发动群众、改造地方武装，重建地方党组织，成立中共苏南区工委，陈毅兼任书记；9月18日更改为中共苏南特委，书记为吴仲超，下辖句容、丹南、丹北、镇丹4个县委。1939年春，第一支队政治部到丹北“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抽调出部分干部，开辟江都、扬中、泰兴等地工作，重建党组织；5月，成立了中共苏北工作委员会，下辖江都、泰县、泰兴3个县委（工委）；10月改称为中共苏北特委，韦一平任书记，惠浴宇任副书记。

1938年11月，第二支队政治部在苏皖边区小丹阳、大官圩一带建立起基层党组织；次年7月，东南分局为统一该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成立了中共苏皖区特别委员会，下辖宣城、郎溪、高淳、当涂、芜湖、溧水、江宁、句容等县委，书记为谭启龙。

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工作，在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区域里，已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委（工委）。1939年12月，在金坛县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中共苏皖区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在苏南各地创建的游击区，不仅地理上连成一片，军事上统一指挥，而且从党的领导体制上也实现了统一，为苏南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一项基本政策，陈毅、粟裕率部一到苏南，便模范执行这一政策。1938年6月8日，陈毅在固城湖畔的狸头桥听取粟裕汇报先遣支队侦察苏南情况时即表示：部队到了茅山，就派人去找管文蔚，帮助他发展部队。7月上旬，陈毅在延陵庄湖约见管文蔚，陈毅着重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指出：“凡是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阶级、团体和个人，都要联合起来抗战。”管文蔚聆听了陈毅的话觉得句句在理，随即向陈司令提了两个请求：一是接受丹阳抗日自卫团加入新四军，二是请求恢复自己的党籍。7月中旬，陈毅就派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到管部，授予管部为“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计1000余人；9月，扩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管文蔚也于1938年8月恢复了党籍。另外，新四军在镇江地区争取了“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他是茅山地区有资望的民族资本家，一次募捐寒衣5000套，赠给新四军，打开了茅山地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再一个就是樊玉琳，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句容县第3区区长，在当地“开香堂”，收有几千“徒弟”，是镇江、句容间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自己还有三乡联防自卫武装。陈毅率部到前隍村后，即邀樊玉琳到茅山乾元观，向他阐述了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任务，动员他参加抗日。

经过长谈，樊玉琳深受感动，毅然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于1939年7月加入共产党。1940年5月，樊玉琳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3团副团长，1941年11月，任苏南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还有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他曾是国民政府泰兴县教育局局长，新四军在苏南敌后点燃的抗日烽火使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1938年底，巫恒通辗转回到家乡句容县，不久即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取得联系，受命回乡组织地方武装。1939年春，陈毅与巫恒通晤面，高度赞赏他的爱国思想，并派军事干部协助他进一步发展武装，后来发展成为“镇句江国民抗日自卫团”，巫也于同年秋加入共产党。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建立后，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江南指挥部新编第3团，巫任团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扫荡”茅山地区。新编第3团独立作战，1月22日在句容上庄和1月25日在丹徒石头岗，两次遭到日军袭击，击退敌人后顺利转移。日伪军对巫恒通恨之入骨，杀其兄，囚其子，毁其家，更加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巫恒通后又任新四军第6师第16旅47团团长兼苏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和句容县县长。1941年9月6日，日军3000余人突袭公署所在地，巫恒通在突围中负伤被俘，敌人使尽花招劝降，巫恒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终因绝食8天，于9月14日壮烈殉国。

1941年11月下旬，日伪军3000余人分三路向16旅驻地逼近，28日凌晨包围了塘马及周围村庄。第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率部掩护群众脱离了敌人的封锁圈。16旅与敌人反复冲杀10余次，先后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终因兵力悬殊，罗忠毅、廖海涛等指战员270余人壮烈牺牲。

由于苏南各地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广泛动员工人、农民和一切爱国人士参加抗战，使他们成为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的主体，使他们在抗敌斗争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分化瓦解敌方营垒、教育和争取中间派人物，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进入苏南后，在频繁的战斗中，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入手，有计划地进行扩军工作，仅在西旸、直溪一带就有170多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丹阳也有100多名青年工人、农民加入了新6团。镇江的一位绅士主动招募了30多名青年，还带了7条枪加入了新四军。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送参军的热烈场面。扩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极扶持发展地方武装，有计划、有步骤地上升为主力，如丹阳的抗日自卫团、丹阳独立支队、句容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金坛的游击纵队等，经过部队整训，先后编入新四军。例如管文蔚在1937年12月就组织了“丹阳抗日自卫团”，至1939年10月，“江抗”和“挺纵”合编后，就发展成5000余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苏南抗日根据地早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到1939年秋，由初入苏南时的4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在以后的6年时间里，主力增至3个纵队，2.2万多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的行动，取得了数千次的战斗胜利。

从韦岗初战到新丰夜袭，从句容攻城到延陵大捷，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这里的每一场战斗，尽管规模不大，但在8年全面抗战中，苏南敌后抗日军民共战斗5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0余人，7000多子弟英勇献身，为建设、保卫、巩固和发展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供稿单位：军事科学院）